­　　城市流动摊贩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贩关系”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0多名学生组成团队，通过调查走访武汉市洪山区、武昌区、江岸区、江汉区四个区的流动摊贩和城管，做出一份以“探究城市管理模式，构建和谐管贩关系”为主题的调研报告。这个“90后”大学生团队，通过对武汉市城市管理的调研，搜集流动摊贩的意见和呼声，对城市管理模式进行分析总结。本期《城管聊天室》邀请到调研团队指导老师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戴胜利和可爱的大学生唐林、黄诗凡，一起来谈谈从大学生的视角，对城市管理的看法和建议。

­　　通过调查改变了当初的刻板印象

­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城管和流动摊贩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和服务，改变了当初我们对城管不讲道理、暴力执法的刻板印象。”唐林说，去洪山区城管委执法大队调研时，一位姓张的队员告诉他的一件往年执法的真实故事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拆除违章建筑，有一个三口之家，夫妻俩带一个软骨病的孩子，就住在里面。执法队员过去的时候，丈夫举着孩子扯着嗓子喊：“你们要动，我就把这孩子扔下去。”孩子的母亲披头散发地坐在一旁痛哭。最后城管队员哭着求他把孩子放下来。张队员告诉唐林，面对这种状况他们也确实没办法，不拆，完不成任务；拆了，这一家三口也确实困难，真是不忍心。

­　　黄诗凡在调查中了解到，在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长期占道经营的徐有胜，为了挣钱给患宫颈癌的妻子治病，拼命炒板栗挣钱。当地城管执法队员在了解情况后，破例允许他在一个街角处摆摊，最终洪山城管与徐有胜定下一个“君子协定”，并且为了支持他还专门设置了城管爱心摊位，直到其购进的50吨河北迁西板栗卖完。

­　　“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也并非一板一眼按照规定来。城管首先是人，其次再是一个职业。可现在城管被过多的职业化，而缺少被人格化。人们更多地关注到城管在各条路段对摊贩强制执法，但没看到城管为摊贩们提供的服务。事实上，城管对流动摊贩的工作也能理解，只是因为双方的身份不同，才会导致对立与僵持，他们虽说是矛盾的共同体但也可以和谐共处。”黄诗凡感叹道。

­　　在调查的65个样本中，他们发现有48%的摊贩对于城管的工作表示能够理解，21%的摊贩持中立态度，只有31%的摊贩表示不理解，他们呼吁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城管的工作也能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

­　　治理新模式展望：全民自治

­　　学生们在调研中发现武汉的多个老城区，就已经显露出全民自治的雏形。在这些老城区中，由于长期在这片区域中居住，居民之间由于熟人关系网络形成了治理共识。为了维护生存空间的稳定性，居民对于其中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比如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铺占用公共通道等问题，这里的居民会自发地进行劝阻和制止。

­　　“全民自治是一种未来模式，这种模式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时间周期，从多元共治转向全民自治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不是完全从社会性事务中退出，而是更加强调公众的参与。我们希望政府在社会共治的基础上进行协同治理，营造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状态，构建政府协同下的全民自治。”唐林说。

­　　戴胜利教授认为，构建政府协同下的全民自治会出现文化障碍、素质障碍、管理模式障碍、参与机制障碍等等，例如政府到底要做到哪些改革才能够真正的把管理变成服务，市民要做怎样的提升才能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城管怎样由原先的管变成一种服务的角色，流动摊贩怎样由被管理者转化位主动承担管理职能的主题。

­　　“这种理想的状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跟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密切相关。”戴胜利说。

­　　推进“三个一百万”需要学校、政府、市民共同努力

­　　2017年，武汉市城管委推出了“三个一百万”活动，“百万大学生走进城管”“百万市民城管接力”“百万粉丝参与城管”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城管的社会认同感和参与感。

­　　关于如何更好的推进“百万大学生走进城管”，戴胜利建议，从学校管理层面来看，要鼓励同学们参与这样的活动，与学分和社会实践分挂钩，同时同学们也可以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看看城市管理职业和社会服务类的职业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政府应该出台相配套的措施，搭建长远的职业生涯平台；作为市民应该转变一些观念，不应该认为大学生做城管就是把档次降低了，其实所有的工作只是分工不同，能把城管工作做好也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相信通过三方努力一定能将“三个一百万”推进的更好。

­　　“探究城市管理模式，构建和谐管贩关系”需要全民贡献智慧和力量。而90后大学团队对武汉市城市管理的调研，也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学生利用所学，思考参与社会治理研究，关注社会问题、思考社会现象、破解社会难题，也更加理解和城市管理工作，与这座城市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