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观者
在寇彧看来,无论是校园欺凌者,还是受欺凌者,多少都有些显性特征。欺负者通常在同龄人中身材较强壮,也更成熟,而受欺凌者则相对弱小,比同龄人略显幼稚。最容易成为受欺凌者的,是班级里“被拒绝的学生”,他们通常课间时也一个人待着,明显缺乏必要的社交能力,或内心有些自卑。
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长期欺凌一个男生,就是因为其身材矮胖,同学们都叫他“小胖墩”。刘博常在午休时把“小胖墩”拉到楼梯拐角,先是骂,接着打,一般持续5至10分钟。此外,他们也会故意扔他的书包,往他课桌上洒水。最终,“小胖墩”转学离开了这所学校。
不过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但他对“假”并没有明确定义,仅仅是“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另一个曾参与过口头欺凌行为的女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上小学时,班里一位女生学习成绩很好,很受老师喜欢,但在同学间人缘很差,大家认为她很“假”。于是班里多数女生结成一派,对其孤立。“我们故意不带她玩,比如大家一起聊天时,她一过来我们就不说了,或者她经过的时候故意说些不好听的嘲讽的话。”
但也有专家认为,欺凌者虽然多有攻击和伤害的习惯,但不是一无是处,往往具有一定社会技能,在同学中更有号召力和组织力。他们缺少的是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有的还缺少同理心。
在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是旁观者。这个群体庞大而不受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郭欣欣在广州海珠区的校园工作中发现,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旁观者本身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曾宝怡也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孩子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而在这种转换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使欺凌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她对一名初三男生印象深刻。当问及为何欺负别人时,男生忿忿不平:“我欺负那些人算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被欺负成什么样。”他说,初一时,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高年级的同学拉到厕所里脱裤子,有时候被高年级学生勒索要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同学给予帮助,甚至有人围观起哄。升入初三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应用到别人身上,转变成一个欺凌者。
中国欠缺一整套儿童保护系统
“所有事件显示,我们对家庭和校园里一些常见问题太缺乏意识了。”童小军说,“曝出来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所有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美国的校园欺凌现象也很严重,但社会对这一现象给予极大关注。除了联邦和各州政府加强立法外,还要求各学校为学生提供举报校园欺凌事件的渠道,并对欺凌者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2013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此外,文部科学省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扩充学校咨询机构及校园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很多人说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立法其实仅仅是这套系统的第一步。”童小军说,“这套系统不仅要有立法,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做儿童保护工作的社工队伍。”
童小军介绍,美国的中小学均需有驻校社工,如果社工人员不足,也可由护士或心理医生替代,但必须接受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训练。“儿童保护要由专业儿保社工来做,试想,如果学校老师出现了打骂学生的情况,学生敢去找其他老师寻求帮助吗?但如果孩子向儿保系统寻求了帮助却没有得到解决,就要向儿保社工和所在机构追责。”
童小军还认为,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儿保社工应该由政府强制向学校派驻。她的一个同学曾想到某个学校做相关研究论文,校方的直接反应是:你要揭露我们学校的黑暗面。
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在中国校园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
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儿童为工作对象的人道主义国际组织。2011年开始,国际计划(中国)在陕西省4个县域16所学校中,开展“无忧校园”项目,以减轻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国际计划(中国)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管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对校园欺凌包括三方面:预防、早期干预和欺凌个案应对,国际计划的项目主要侧重于预防和早期干预,所采取的办法是在校园里开展反校园欺凌的宣传,告诉孩子们自我保护的办法,以及鼓励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
每个暑假,项目组还会抽取某个班级的一些学生,举办10天左右的夏令营,通过心理干预法,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教会他们怎样交朋友,怎样与他人有效沟通,以及出现暴力冲突时该如何解决。“之所以选择一个班级的孩子,是希望能够每次集中改变一个班级的气氛。”
管桢说,在夏令营里,往往可以通过观察发现有欺凌或受欺凌倾向的学生,事后通过家访等方式进行早期干预。该项目还针对老师做应对校园欺凌的专门培训。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地带”也于2012年启动了第一期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国内很多学校都比较避讳校园欺凌话题,但邀请我们进驻学校的领导比较开明,他们不掩盖,选择应对,这是项目能够开展的主要原因。”郭欣欣说。
“青年地带”十分强调驻校社工与学校老师的不同。“我们强调社工和老师的区别,这是两个专业、两种职业。我们会让学生叫我们Miss或阿sir,而不是老师。”郭欣欣说。
但项目最初开展时,校方对于社工能起到的作用仍有疑虑。被拉入帮派组织的学生李亮成为打开工作的钥匙。帮派成员借口“带他去见老大”,逼他回家“拿”钱,被家长发现。李亮陈述了原由,家长立即报警,在社区警察的协调下,双方家长共同讨论解决方案。
“青年地带”社工主动参与到家长会议中。社工了解到,李亮父母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家,忽视了孩子的成长。社工将李亮带入到戏剧表演活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李亮主动要求在戏剧中扮演欺凌者,并且参与度越来越高,也对欺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李亮结识了新的朋友,并利用周末一起去做志愿服务,和以前的帮派彻底脱离了关系。
目前,这12所学校都提供了专门的社工服务场所——社工站。社工站以绿、黄等清亮颜色为主,设置有图书阁、桌游区等,吸引学生在课余时间前来。
郭欣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午休和放学后是社工站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有的下棋,有的玩桌游,更多人在聊天。“很多是他们在班里不方便讲的话,社工陪他们聊天,也陪他们玩。”驻校社工的工作还包括帮助召开主题班会,个案辅导,召集由欺凌行为双方参与的会议以了解其背后的根源,以小组形式培养孩子们处理压力、应对矛盾的社交技巧,培养自尊感等。
郭欣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对校园欺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需要开拓孩子们交流的渠道。“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注册
于诗词盛宴中看见书香霞浦2024-05-28
闽南网推出专题报道,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展现篮球比分直播:在补齐养老事业短板,提升养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