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严苛的工作环境和军事化管理首先被归因。蒋能杰的助手王明飞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说:“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流水线。大家穿着防尘服,只露出两个眼睛。我们不能说话,面着面上了一个月班,不知道对方是谁。很恐怖。” 王明飞很郁闷:“下班时,出厂门黑压压一片。宿舍分两班,即使休息时,也很难和别人说上话。这样生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深圳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邹光宇发现,在自杀现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龙华厂区,当时的40万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中许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邹光宇发微博说,“上一代农民工一般比较能吃苦抗压,而这一代年轻人寻梦理想一旦破灭,就意味着巨大的心理灾难。这是一个需要呵护的心理弱势群体。”
基于3500多份调查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建华和清华大学的黄斌欢也发现:“相比同龄非留守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难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飞,从记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据他的观察,工友许多跟他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适应。“有的靠喝点酒、唱歌排解压力。有的就谈恋爱。那种环境下,有爱情滋润还好一点,万一感情出了问题,就会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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