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事。

　　首先，我没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所说，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鲁却只明白、只欣赏分析智能。耶鲁的招生官注重学生的SAT、AP考试成绩、高中成绩单、以及申请论文，这些都是学生分析智能的体现。耶鲁的教授们偏爱冷血而残酷的竞争性课堂，学生们在其中通过攻击彼此的逻辑而提升自己的思维技能。是的，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他们的情绪智能却被削弱了。在耶鲁大学，学生们你争我斗，为了得到法学院有限的学位，他们凶残地将彼此对《李尔王》的分析批判得体无完肤。在这种充斥着个人主义、竞争激烈的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将冰冷的分析智能作为盾牌，以伪装自己在耶鲁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与压力、不安与孤寂。在耶鲁大学，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觉得我骄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鲁没有学会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趟知识的旅途。事实上，耶鲁教育学生们说，生活的意义最终在于成就与成功——正如前耶鲁教授威廉姆·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发表于《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杂志上的《精英教育之弊》(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德来塞维茨教授解释说，耶鲁的学生们在高中时往往规避风险、小成即满，这种心态在耶鲁更是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担大风险、追求大目标，这在大多耶鲁毕业生看来，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这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后从不追求风险较高、利润较小的事业。但即便在他们追求这些事业的时候，他们也比其他人放弃得快。这似乎不合逻辑，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时往往负债较少，并更有机会能靠家中的经济支持过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现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门里的两名研究生——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提起了这件事。他们在谈论尝试写诗的事情：他们的大学朋友们在写了一两年后就放弃了，可他们认识的一些学校名气较小的人们却还在努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来自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刻成功。从定义上说，他们只体验过成功。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这个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1999年5月从耶鲁毕业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这是一份我既喜欢又擅长的工作。然而，作为一名耶鲁毕业生，我感到这份工作的薪水与地位都太低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耶鲁学习英文文学专业的时候，我十分享受写作。然而，我的目标不是享受工作，而是获得成功——这意味着给《纽约客》(New Yorker)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国刊物写文章。作为一名老师与一名记者，我自己过得还不错：我受到学生与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同时也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然而，身为一个年轻的耶鲁毕业生，我想要立刻成功。于是，当我没能出版自己的书，没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感到迷茫、愤怒，并对这个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莱塞维茨说得没错：“不成功”这个想法确实让我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