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说明同时还对10人涉及的4类不同利益诉求处理的历史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列举了有关证据。
涉及上访人员是否被打,情况说明称,4月28日晚,上访人员被送到徽县后,都是自己走下车的,没有发现有人员受伤的情况;第二天上午9时,张小丽、周海红等6人又到徽县政府和县委上访,并堵住了县委大门,没有发现身体受伤等异常情况。
而10名上访者均坚称,被强行拉上车时多人被打,且整个遣返过程都失去人身自由。
在本刊记者实地采访时,对于从北京开始负责强制遣返10名上访者的人到底是谁、是否存在打人行为等问题,徽县有关部门表示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不过,就在本刊即将截稿之时,获得两份内部材料,一为甘肃省信访调查组向国家信访局进行汇报的相关调查报告,一为甘肃省委督查室对中央办公厅督查室进行汇报的相关调查报告。
这两份内部报告以及上访者和徽县有关干部对本刊记者的介绍都显示,遣返的黑衣人就是如安元鼎一类的“保安公司”。
甘肃省信访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透露:在上访人不听劝阻的情况下,“为维护我省对外形象”,“由于工作力量不足,经过协商,甘肃省政府驻北京信访工作组负责人帮助省政府驻京办联系北京一家安保公司前来协助开展劝返工作。”
甘肃省委督查室的调查报告也表示:“在劝返过程中,由于上访人员不配合,保安公司15名保安,与徽县劝返人员和省驻京劝返工作站工作人员一起,将上访人员带到车上。”
对于是否存在打人情况,甘肃省信访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称,“在劝离过程中确实存在粗暴劝返情况,上访人上衣是在拉扯过程中被扯破或扯掉,没有出现网曝上访人被脱衣殴打的情况。”
甘肃省委督查室的调查报告也称:“在劝返带离过程中,安保人员和上访人发生推拉撕扯在返程中,保安人员暂扣了上访人员的手机和身份证,途中没有发生殴打和辱骂现象。”
但上访者说法与此有异,称遣返路上仍有打骂情况。如段军平说,到达陕西临潼附近时,他看到有路政人员模样者在查车,想引起注意获得帮助,便喊:“这车超载!”
“结果那个‘队长’过来便用戴着露指皮手套的手打我的脸,一边打一边骂‘找死’。”段军平说,“手套上镶着小铁块,没几下我的脸就肿了。”
“暴力私有化”的可怕图景
2010年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被调查以来,保安公司参与强制劝返上访群众,甚至设立“黑宾馆”等情况,饱受社会诟病。
甘肃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智俊表示,在保安公司参与接访这个问题上,根据我国法律,不管是超出公司业务范围经营业务,还是随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拘禁都是非法的,要负法律责任,保安公司作为企业肯定没有这个权力。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暴力绝对不能私有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暴力应当是法律垄断、国家垄断的,是需要全国人大授权才能有的权力。警察尚且不能随意刑讯逼供、打人,保安公司作为一个企业,谁给了你限制他人自由的权力?”
单光鼐指出,在安元鼎公司之后,一些保安公司仍在进行非法的接访业务,这一动向需要中央相关部门引起警惕。在他看来,当前基层各类社会矛盾积累严重、多发,需要以更高的智慧、更大的气度和更细致的工作来化解,“选择保安公司接访,将工作简单化、粗暴化,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刺激上访群众的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
徽县10名上访者此前都有过上访经历,李勇更是进京上访多次。“以前上访从来没有被打过,各级信访部门态度都挺好,没想到这次会被打。”他说,“(打人者)肯定不是我们县上的工作人员。”
徽县一名直接参与此次事件处置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对下面工作人员有着明确的纪律要求,对待上访群众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动手打人更是不被允许的。”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们对这次由保安公司介入非常后怕、感到后悔。“这是我们第一次雇用保安公司,在组织上没经验。如果有个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跟上,也能有个证人,有没有打人就能说清楚了。既能够保证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不会让我们陷入现在这种尴尬境地。”
对于为何雇用保安公司,他解释:“主要是人多时间紧,没有办法。”在接到上级通知后,必须24个小时内把人接离北京,他们感到压力非常大。
这位干部还表示,在信访渠道上,公民有进京上访的权利,但现有的信访制度又规定,上访要在县(区)、市(州)、省三级信访中解决,“这种信访渠道和信访制度的矛盾,给目前地方信访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在单光鼐看来,政府承受的这种劝返的巨大压力,正是各类“保安公司”开展非法接访业务开展的空间,“将进京上访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排名指标,增大地方接访的压力,也会滋生地方政府各类灰色念头的可能。”
受访专家认为,在当前找不到更好办法来代替信访制度的情况下,科学的办法就是不断完善信访制度和信访渠道,让更多的上访人能更好地表达利益诉求。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个人利益、地方利益扯起维稳大旗,去压制公民合法权利的暴力化维稳现象,到了必须杜绝的时候了。否则,所谓维稳,便会陷入越来越不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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